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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当时那些人是不敢对胤禛的军事指挥发表什么意见的，所以九年大战才会败呀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活着的时候，西北军务是我和胤禛两个人捣鼓的，我与雍正帝配合相当默契。

        西北用兵看起来打的是兵马，实际上打的是钱粮是后援，茫茫荒漠十万大军，最怕的，就是粮草不济，后援短缺。很多时候将领冒进，是国库和兵部不断的耗费催促，责令将领快快进攻，否则国库每一日都是几十万的白银花销如流水，钱粮兵械又找借口不及时供给，将领能不急于求成，找敌军决战吗？

        我精于管家理财，光是整顿吏治缴收贪腐白银，就弥补了康熙朝的亏空，还为西北事务特别攒下了足足一千万两白银。经常采取让晋商秘密购办军需的方式，从没出过差错，更没担赋于百姓，留下了“挽输数年，海内未尝知有用兵之事”的记载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具体的军事战术上，我也十分擅长，好歹也是从军营、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我倒是经常能把胤禛驳来驳去的，平时我是恭敬谨慎，这时却是自由争论，互相辩驳。毕竟在用兵行军上谁都真拍马都赶不上我，我对岳钟琪的掣肘较少，蒙古王爷那边又有亲家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时我们就制定了针对准噶尔的核心战略：以城池为堡垒，点线面的蚕食准噶尔部队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套战略是正确的。因为准噶尔军队虽然善于野战，但不善于攻坚，在与俄国人的军事冲突之中，准噶尔对于俄国人利用其堡垒点、线、面的结合，长期蚕食北方领土而无可奈何。虽然修筑城池花费巨大，但当时清朝正处于前期盛世之期，国力完全能够支持巨额的战争开销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当时一直警告皇上，不要因眼前得失改变策略，要坚持贯彻下去，特别是，我甚至罕见有些不留情面的勒令皇上：

        不要急功近利，不要刚愎自用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他个性的缺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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